跑山摩托车骑手撞车后坠崖身亡
道理很明显：倘若一个没有位居如此要职、因而也没有做出这些贡献的普通人犯下了类似罪行，对他从严判决岂不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凭什么平民犯事就该罪加一等，领导犯事却能减轻处罚呢？说穿了，这种质疑与什么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 武松杀嫂剜心，中国人都认为是对的之传统毒素没多大关系。
换言之，意识形态是对现有权力关系的确认与承认，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妥协与共识，枪杆子将成为政权唯一的支柱。反宪的言论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即何为宪政，谁的宪政。
而民间的声音继续多元化，而且是双向交流式的。究其根源在于公民自治的能力付之阙如，公民权利既是一种理念，更是需要不断实践的权利集束。中国依靠制造业发展而快速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但是一个贸易型国家终归具有依附性，未来之路在于金融国家的构建，但是如果没有财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金融业难以生根发芽。多数宪政支持者对反宪的言论多嗤之以鼻，而宪政派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为宪政之争增添了更多的智识色彩。而恰恰这场猫对狗的语言对攻让宪政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词汇，也提供了一个正本清源的机会。
反对宪政的理由，无非是宪政是西方的，内涵着西方的阴谋和陷阱，如果走宪政就会把国家引入邪路，更有甚者将宪政与执政党的地位联系在一起，俨然以执政者代言人的面目现身。不仅宪法本身，而且修宪程序，都应随着变化了的条件而变化。教师互相听课或观摩教学，并进行评价。
例如让每位教师定期（每年或每三年）就自己的教学和研究活动提交书面报告，由学院进行评价并把评价结果向全体教师报告。碰到伦理问题和棘手问题能够妥善处理的能力。这一课程讲授的重点是职业法律人如何正确处理与成文法、行政规则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司法机关和法律执行机关解释和适用规则的方法。从2011年起借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经验，与著名律师事务所合作开设了法律谈判课程。
如果能达成协议，完全可以通过三三制模式与相关学院联合培养企业法务和政府法务方面的人才。同样的批评之声在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也可以听到。
基于上述分析和判断，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在法本–法硕类型的法学教育改革方面进行了模式创新，从2009年开始筹办三三制（3+3）法科特班。解决个案作坊是指参加者在有一定实务经验的专职教师的指导下处理某个案件或问题的授业方式，是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的核心课程。社会需求越来越多种多样，应对方法和整合机制也必须有所创新。因此，如何设定合理的、具有权威性的质量标准体系就是一项不容回避的基本作业。
据统计，全院涉及实践教学的专任教师已达23名，在法学院课程体系中技能培训课程所占的比率达到20%。（2）鉴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不断伸张的现实，立法与管制也确定为必修科目。期间分别获得外语学士和法律硕士学位。法务低端市场的人才供应严重过剩，但法务高端市场的人才却极其匮乏。
如果司法考试制度和人事制度存在比较重大的缺陷，法学教育改革无论怎么做，都会在效果上大打折扣，甚至还有可能导致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失去现实意义。（3）国际化－－学位留学生派遣数和比例、短期留学生派遣数和比例、接受外国学位留学生数和比例、外语授课的科目数、授予留学生学位数、教授的国际经历、外语论文发表数、与国外学者共同研究的状况、外籍教师的比例。
例如在2011年设置的研究项目是六个，包括法律与政府、法律与商务、国际法与比较法、法律与科学技术、法律与社会变迁、刑事法与正义。其中一年级课程设置上最重要的变化包括：（1）把国际法、比较法作为必修科目。
在法学院剧增的过程中，重数量、轻质量的风气很浓厚，导致低成本扩大再生产的同一化模式普及。事实证明，三三制作为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一种模式的确具有可复制性、可推广性以及较广泛的示范效应，并且可以用于跨学科联合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法科特班是针对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需求而进行的专精化本硕贯通培养，即选择优秀生源从法学本科四年级开始，提前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的法律职业课程学习，接受较为长期的、体系化、专精化的职业教育。除公、检、法、司等传统法律职能部门和律师事务所外，法科毕业生从事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企业管理等工作的人数相当多，但是法学院的课程很少针对这种需求进行有计划、有体系的设计。为了实现上述意图，需要重新定位法学本科教育以及非法学本科的法律硕士教育，否则就会引起混乱。不得不承认，法学教育的投入、产出以及需求之间关系是显著失衡的。
第三、作为法律秩序担纲者的职业自觉性和精神的陶冶。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建设计划，为今后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特别是对本科教育与高层次法律职业教育进行合理的统筹规划和有机衔接提供了很好的抓手或者实验平台，可以有力地促进从同一化模式（追求数量和压低成本）向差异化模式（强调质量和增加选项）的转变。
但到八十年代初，招生难、就业难、大学财政亏损突然袭击了该国高等教育界，1989年的在校生人数比1983年减少了40%，到1997年再减少60%，令人惊愕不已。在这里，学生就像律师那样，从接受客户委托阶段起逐步解决现实问题，一切都从零开始进行准备。
从2009年就开始酝酿参照格拉斯哥模式建设虚拟律师事务所系统，从2014年起将作为法科学生的选修课着手筹备。在2010年秋季学期凯原法学院开设知识产权法模拟法庭课程，用中英双语教学，主要面向法律硕士。
在哈佛大学法学院2010年的课程设置中，解决个案工作坊共分为七个专题，即：行政法与合同法、金融监管与国际金融、财产法与冲突法、网络法、法与经济学、纠纷解决制度、法律职业的制度与伦理。所谓差异化模式，就是在确保知识技能的教育质量和标准规格的前提下鼓励创新，根据对法律人才多种多样的需求进行各具特色的分类培养，把通识与专才这两个侧面密切结合起来。对教育成效评价的主体可以是大学、学院、管理者、教员、大学协会等（第一者的自我评价），也可以是学生、家长、毕业生雇主、企业（第二者）等，但最重要的是标准认定机构、独立评价机构、大众传媒及考前辅导学校等的市场评价（第三者）。在授业上主要采取满堂灌的讲义形式，偏重背诵条文、标准答案以应试，缺乏专业素养和技能的训练。
对被遴选为法科特班的校外同学，实行在学分制基础上的课程修读的弹性制度。由于案件解决方案是集体在很短的期限内提出来的，造成一种紧张的、刺激性的氛围，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社会贡献－－接受奖学金、捐款、委托研究、共同研究的情况、业界、企业对教授的委托、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参与政府、公共机关决策咨询的情况、国际机关咨询活动。以这些大趋势为背景，教育部适时推出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建设计划，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法学教育改革迎接市场化、多元化、国际化、法治化的时代挑战。
可以说，第三者评价是教育和研究的质量的基本保障。四、法学院的重新洗牌和评价标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美国大学不断扩张规模和讴歌繁荣的黄金时代。
在每个专题之下再分为4、5人组成的作业团队。在法硕阶段的卓越人才培养计划里，虽然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也不妨多种多样、不拘一格，但教育目标却应该是明确的、统一的、特定的，这就是造就理想的职业法律人（特别是律师）。学院对自身的教育和研究也定期进行自我检查和外部评价，并公布有关数据，履行说明义务。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根据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需要也对课程设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加强实务技能的训练。
按照教学设计，一个案件大概花费三天时间进行团队作业和讨论，每个团队由4、5个学生组成，以三周时间共解决七桩案件。数量的衡量和比较很容易，但质量包含着难以计测的价值，例如传统、信誉、校风、品牌效应、对毕业生的支援、获取募捐的实力等都会对高等院校的社会定位产生很大影响，如何确定相关的指标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在研究生阶段进行的高层次法律职业教育，其目标是培养富于正义感、责任感以及专精的学识，具有国际眼光，善于进行创造性思考的卓越法律人才。目的在于使法科学生在一开始就对世界的法律格局有清晰的认识，并在国际社会的框架里正确定位本国法。
尽管各种评价标准体系有所不同，但客观性指标大都包含以下内容：（1）研究－－匿名评审杂志等的论文发表数、论文被引次数、专著出版数、国际学会等嘉宾讲演数、研究生的论文和学会报告数、研究成果的应用状况、政策咨询报告采用数、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数。到九十年代，青年人口减少的结构性变化也引起了日本大学的生存竞争激化，国立大学的独立行政法人化和私立大学的改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